“42年前，像你们一样，我也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但与你们不同的是，我不是一个刚毕业的中学生，而是一个在祖国边疆农村下乡9年，已经26岁的‘知识青年’。”2019年与北大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的，还有来自不同年代的7位“北大新生”亲笔书写的7封信，北京大学原副校长、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便是其中的一位撰写者。在信中他写道，“宽口径，厚基础”是北大人口口相传的学风，学习不是为了考试和毕业，而是积累知识与才能，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。

从下乡知青到海归学者，再到北大副校长，海闻的职业生涯见证了社会发展的进程。197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，并于1982年赴美留学，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留学第一人。1994年，他与林毅夫、易纲、张维迎等人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，2002年又从北京南下深圳，探索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改革与发展，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。

多年来，海闻一直致力于国际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，始终站在教学的第一线，2004年创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，又在2017年创建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，把教学科研平台搭到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。谈到现阶段经济学和商学人才的培养问题时，他认为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，既要注重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训练，也需有其他学科的基础；对于商学院来说，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层次。

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海闻

高等教育不只是教育问题，还关乎改革开放

《经济》：1994年，您与林毅夫、张维迎、易纲等人联合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，现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家级智库机构，创办的初衷是什么？

海闻：易纲和我是北大同学，北大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——忧国忧民，肩负社会责任；追求卓越，不断改革创新。当时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希望到国外学一些对中国发展有益的理论和经验，再回来进一步推动国家的改革和发展。

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，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高。当时我们有两个想法，一是推动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研究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，从来没有真正搞过市场经济，如何更好地去应用市场经济的经验、理论、政策，经济学者不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而是应有责任推动理论和政策的研究。

二是人才培养。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，做好企业和管理，推动经济发展？鉴于这样的思考，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，隶属于北大，既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所，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，有些目标达到了，同时也产生一些新目标，还需新的发展。

《经济》：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从北京南下深圳？如何评价这些年在深圳的工作？

海闻：2001年北京大学创办深圳研究生院，2002年我到学校工作后，深圳研究生院遇到很多困难，学校希望我去推动相关工作。当时去深圳更多是出于国家的需要，深圳引领了改革开放，要让其继续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，就需要有更好的高等教育，这也是北大人的一种社会责任。因此，高等教育不光是教育发展问题，还涉及改革开放的问题。

在研究生院工作的8年里，我们做了很多改革。在人事制度方面，率先引进了国外比较通行的tenure（常任轨）制度；在行政管理方面，最早取消了行政人员的寒暑假制度，保证学院和学校的正常运行；在财务制度上也做了很多改革。这不仅关乎深圳研究生院的发展，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。

《经济》：在经济学和商学人才培养上，您认为现阶段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？

海闻：经济学和商学人才是有区别的。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，经济学以理论为主，而商学更多的是应用层面，培养人才的应用能力。一流商学院的标准是什么？不是学校排名，而是既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到这里工作学习，又能够为世界输送人才。

因此，商学院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四个方面的能力培养，一是“能”，即要懂得如何管理、投资。二是“智”，不但要知道如何管理和投资，还必须明白为何要这样做，因此除了经济学理论，商学院还会开设很多其他方面的课程。三是“体”，即精神状态，现在很多商学院都会举办戈壁挑战赛等活动，让他们身体力行，并且有团队精神。四是“德”，包括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，这是商学院培养人才的最高层次。现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强调企业家在发展企业时，不仅要有个人行为底线，还需将社会责任、对人类的贡献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