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汉良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兵，他一心想当科学家。他在南召县城上完小学，顺理成章到了南阳上了南都中学。再过一年，他就可以考大学了。他最想上的是北平的清华大学，将来到美国留学，然后再回国当科学家，给中国造原子弹。

一夜醒来，这一切都成一个梦了。

解放军突然来了，县城里的保安队象征性地放了几枪就投降了。县长和镇长换成了共产党的人，他们在每个村庄成立了农会，开始了土改。李村的地主只有李汉良家。在他父亲揪心的等待中，瘸着腿的农会主席李汉钟终于来了，带着村里的民兵，背着刺刀闪亮的长枪来了。

李汉钟还是他们家没出五服的亲戚，叫他父亲伯父。李汉良家是村里的大户，全村都是他家的佃农，李汉钟也是。那年忙过秋，他突然不见了，有的说是去闯省城了，有的说是去当兵了，当的是啥兵，那就不知道了。这事，就连李汉良的父亲也说不清，只知道他去南阳贩红薯干，就再也没回来。也有人说，是在回来的路上，被韩信寨的土匪打死了。当然，也没人敢去韩信寨问那些土匪。

提起这事儿，李汉良的父亲还有点遗憾呢，在李村，他的农活干得最好。就在人们慢慢要把他忘掉的时候，他在去年春天突然就回来了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他瘸着腿出现在村口，穿着一件破烂的棉袄，腰里扎着一根稻草绳，胡子拉碴，上面还沾着僵硬的玉米糊糊，头发像堆杂草。他拄着一根用树枝胡乱做成的拐杖，手里拿着一个破碗。他穿过整个村庄，谁也没有认出他。他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，沉默得像块石头，慢慢地挪到了家门口。当他推开大门时，他父亲还以为来了一个乞丐，回屋拿着一块硬邦邦的红薯面馒头出来，刚要递给他，他笑了笑，嘶哑着喉咙说：“爹，是我，我是汉钟。”

他回到家里还没顾得喘上一口气，甚至还没来得及告诉父亲这些年他去了哪里、干了些啥，镇长就带着保安队来了。他那时一手拿着红薯面馒头，刚啃了两口，另一只手端着一碗开水，正要喝呢，保安队长把他从吱吱叫的椅子上拽起来，开水洒在手上，疼得咧着嘴，瞪着镇长叫道：“你们为啥要抓我？”镇长冷笑一声说：“你还有脸问为啥抓你？你当的是共军！我告诉你，不但要抓你，还要枪毙你呢！”

李汉钟“啪”地把那碗开水重重地放在桌子上，脖子上绷出一条条青筋，冲着镇长愤怒地吼道：“老子当的是国军，老子在前方卖命，你们他妈的在后方有吃有喝的。老子在徐埠会战，腿都被打断了，你们却把老子当共军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我要找蒋委员长去！”

他甩掉他们的手，拨开镇长，一瘸一拐地就要往村外走。乡亲们忙让开一条道，好让他去找蒋委员长。

镇长小跑几步，上前拦住他：“你说你当的是国军，有什么证据？”

李汉钟狠狠地瞪着镇长，眼睛充血，像要杀人一样：“我当然有证据，可我怕遇到共产党，他们要是搜出国军给我开的证明，那我还能活着回来吗？我把它扔了。”

镇长仍死死地抓住他的胳膊，眉毛痛苦地揪在一起，额头上堆起一层皱纹。他显然也拿不准了。看来有戏了。乡亲们津津有味地挤在一起指指点点，他们也不知道李汉钟到底当的是国军还是共军，只知道他那时是到南阳贩红薯干，然后就不见了。这小子，原来是去当了兵。

那时，李汉良的父亲正坐在院里的太师椅里抽着旱烟闭目晒着太阳，小鸟站在树上唱歌，他的手指随着鸟叫有节奏地敲打着膝盖。在小鸟欢乐的歌声中，他听到了吵吵嚷嚷的人声。他有些烦恼地摇了摇头，想把那些鸡毛蒜皮的吵闹声甩到一边，但他不仅没有甩掉，那些声音反而更大了。他只得出来，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明白是怎么回事后，对镇长有些恼怒，我大小也是个保长，你来抓人，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也不对我说一声吗？

李汉良后来听父亲给他说过，他那天和镇长顶牛，除了履行保长的职责，还有与镇长赌气的成分。保长虽然是个芝麻粒一样的官，但那也是官，再大的官到了李村，也得给他这个面子。县官不如现管，县长都懂这个道理，镇长就不懂？父亲板着脸来到镇长跟前说：“镇长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你不能说抓人就抓人。”

镇长恼怒地说：“这事儿你别管，这家伙当的是共军，是要杀头的罪。”

父亲说：“汉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是个好娃，绝对不会当土匪。”

镇长着急地说：“不是土匪，是共产党。”

父亲有些疑惑：“既然不是土匪，那你们干吗要抓他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