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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刊导读

由诗至词由词至曲中国文学史话

来源:中学生数理化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1-03-22

战时中学生编辑先生以此题来,嘱撰文。僻处浙南,无书可读,辞不获已,爰就其形式一端略加论列。一曲之见,颇异时贤,渴祈匡纠为幸。

引论第一

诗、词、曲都是音乐的文学,我们简直可以说是不同时代的同一种东西。由诗而词,词而曲,其变皆以渐。就其不同言,三者固各有各的特异之点,就其同者言,诗与词,词与曲,固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的。至于所以要变的道理,以前人,如顾炎武则归之于“势”[注]见《日知录》。顾氏所说,自三百篇迄唐而止,虽没有提到词曲,然自三百篇至曲,都是音乐的文学,是一个系统的东西。,彭翊则归之于“自然”[注]见《无近名斋文稿·与人论曲书》。,都说不出什么道理。胡适之先生《词选序》云:

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。久而久之,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,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。……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,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;模仿的结果,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,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。天才堕落而为匠手,创作堕落而为机械。生气剥丧完了,只剩下一点小技巧,一堆烂书袋,一套烂调子!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,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。

这正是《易·系辞》所谓穷则变,变则通。不过,在这里,我们还须补充几句。唐人所唱,原为五、六、七言律绝,怎样会变成长短句的词呢?我们上面已经说过,诗、词、曲都是音乐的文学,音乐的曲调起了变化,文学的形式不得不随之而变化。隋唐之间,中国与印度之交通日繁,玄奘[注]见唐释慧立: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在印度既能见到《小秦王破阵乐》,以彼例此,印度曲调之流入中国者,一定亦很多。[注]以下一段,可参观《两唐书》的《乐志》及《小说月报》“文学研究专号”许地山《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》,在这里不预备多说。唐燕乐十部,除清商、巴渝外,皆外国之乐,而西域诸国之乐,无非是印度伊兰之旧谱。天宝末,明皇诏道调法部与胡部新声合作,于是旧调全变了。宫廷如此,民间可知。大概民众的思想比较活动,不如文人的固执少变化。当时曲调既起了变化,而文体仍用旧形式,思想活动的民众首先感到不适宜,于是遂破整齐的五、六、七言,随着曲调变成长短句了。还有一层,我们须注意,由长短句的乐府诗变成五、六、七言律绝,再由律绝变成长短句的词,这并不是退化,是复古,因为词的格律比乐府诗精密得多,虽同为长短句,而实际并不同,所以这是进步。

由诗至词第二

唐代入乐的诗可分两种,一是清唱的小词,仅律绝一首;一是歌舞的大曲,乃联合若干首律绝而成。

现在先说小词。唐太宗时有《倾杯曲》《英雄乐》等词,高宗时有《仙翘曲》《春莺啭》等词,中宗时有《桃花行》《合生歌》等词,今皆不传。唯据我们的推想,总离不了五、六、七言律绝,因为文人作词,始于中唐,像宋黄昇[注]见黄昇:《花庵绝妙词选注》。般以李白为百代词曲之祖一类的话,是无成立的余地的。不过有一层须注意,如《小秦王》《清平调》《渭城曲》《欵乃曲》《竹枝词》《浪淘沙》《采莲子》《八拍蛮》等,以今观之,都是七言绝句,毫无分别。然其曲调实不相同,宋代文人尚有懂得此意的,秦观《淮海集》注云:

《渭城曲》绝句,近世多歌入《小秦王》。

可见二者曲调原不相同。又如苏轼的《渭城曲》和王维原作四声阴阳大致都相和:

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(王维)

济南春好雪初晴,行到龙山马足轻。使君莫忘霅溪女,时作阳关肠断声。(苏轼)

倘然没有声律的特别关系,一首寻常的七绝,只要讲平仄而已,何必这样严格呢?可惜曲调现在都已失传,由诗而词的转变,我们只好在形式上加以区别。可是天下事物并非生来专给人分类的,我上面已经说过,由诗而词,词而曲,其变皆以渐,并无明显的界限,人们为了研究的便利,才替他分画为三类。如《纥那曲》《罗唝曲》为五言绝句,《塞姑》《回波词》为六言绝句,《小秦王》《采莲子》为七言绝句,而《词律》[注]清万树《词律》,在词谱中最为善本。皆收之,我们究竟当他诗好呢?当他词好?这是鸭嘴兽,是肺鱼,使动物分类学家缩手无策。

现在我们姑且不管这些,只把他与五、六、七言律绝不同的来说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