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朋友聊天，常有人问起：“你怎么就选择了社会政策这个专业？”说来话长，我从小就喜欢文科，尤其是语文学得很不错，可我父亲却笃信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若不是“文革”中断高考，我上大学选学科、选专业，怕是难免闹矛盾。但父亲在“大跃进”时就从上海支内到了广西柳州，恢复高考时，他还带着“走资派”的帽子（其实就是厂里办的技校的校长），因此也没法管我了。

但是，我的学习经历却并没有因此而顺利起来。我1968年从上海到江西农村插队，7年后总算有了一个上中专的机会，已经27岁的我自然就义无反顾地去了。两年后毕业，那时的政策时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就又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县里。1977年高考恢复，我很想报考，但县文教局局长不同意，说你刚刚中专毕业，得工作两年后才能考。当时好像有这样的规定，但只要经办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你报考了，就没有问题。当年我每天到县文教局去软磨硬泡，希望局长发善心，但他却始终坚持原则，一直熬到报名的最后一刻，我的希望破灭。

考试前一天晚上，那些要进城赶考的、曾经一起插队的朋友在我宿舍里相聚。窗外月明如水，他们既兴奋又紧张。看到我怅然如失，都纷纷安慰。我无可奈何，只说留待明年。孰知第二年更惨，高考前突然来了个通知，年满30周岁就不让考试。我的生日在农历正月，局长的坚持就更有理由了。所以，这个当时让千百万知识青年大喜若狂的好政策，在我眼前这么一晃，就过去了。

1980年，刚刚退休回到上海的父亲突然患癌症去世。在病榻上，他一再嘱咐我一定要上大学深造。接着，因工作调动，我到了县民政局。应该说，这个选择改变了我的命运。1984年，中央一级的党政群团兴起了大办干部学院的热潮。春节后回到单位，便见到了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的招生通知。当时很激动，认为志在必得。找到局长，虽然在工作上他用我用得很顺手，但他没有阻拦我，很爽快地答应了，还专门安排时间让我复习功课。记得是七月盛夏，我来到“四大火炉”之一的南京，热上加热地赶考。考完后，又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多月，期间领导、同事不断给我送西瓜。最后终于等来了通知——我被录取了，要到北京上学了！

虽然学校是大专程度的管理干部学院，学制两年，但我在专业上的成长却就从这里开始。说来有趣，当时的民政部对社会保障的热情比其他部委都高。在崔乃夫部长影响下，聚集了一批专家，院内有张一知、许承琦、陈良瑾、李葆义等做政策研究出身的大佬，院外的更有朱传一（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）、沈佩蓉（大百科出版社资深编辑）等名家，我就此开始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。

记得有一次朱传一请来了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尔斯教授，到学院讲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。初次接触到这些当时闻所未闻的知识，听得稀里糊涂（说半懂不懂都算是高看了）。但是心里很兴奋，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些知识会与我有不解之缘。

图1：1968年唐钧离开上海去江西农村插队

图2：1969年唐钧在江西农村

图3：1986年唐钧在北京

图4：1996年唐钧在香港理工大学

下课后，托朋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帮我找与“Social Security”（社会保障）相关的英文原版书，还真的找到一本詹姆斯·米奇利（James Midgley）所著的《社会保障、不平等与第三世界》（Social Security， Inequality and the Third World）。米奇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，即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、社会津贴和社会救助，并一一阐述它们的制度模式、发展历史和现状。

我当时采取了一个笨办法，硬是翻着词典，一个词一个词，一句话一句话地把书中的这一部分“翻译”出来了。苦读这本书，使我学习到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理论和国际经验，为以后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基础。当然，也要感谢当时学校比较宽松的环境，记得有的老师还特准我免试过关，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按着自己的想法去深入学习。毕业前夕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小论文《农村社会保险刍议》，在院刊上发表了。看到自己一个个码出的字变成了印刷的铅字，心中高兴极了。毕业后，我和陈良瑾、王婴、余卫民等同事合作，写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《社会保障教程》，1990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终于有机会到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读研。入学前，导师莫泰基教授问我想学什么，我说想学社会保障。莫教授说，在国际上，社会保障并不是一门学科，只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，它只是社会政策体系的一部分。于是我就选定了社会政策作为我的专业方向，一直干到今天。现在想来，莫教授的说法确有道理。